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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文化的一项基础工程

2000-04-19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何满子 我有话说

《全唐五代小说》的出版,在中国文化史上绝非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巨帙总集出之于个人奋战的成绩,尤属难得。

历代编纂前朝文献,都由王家设局,妙选通人,凭藉政府的巨大财力物力和操作中的诸多方便,才能竣功。拿与《全唐五代小说》堪称鼎足而三的《全唐诗》和《全唐文》来说:清康熙间修纂《全唐诗》,由曹寅在扬州设局,聘在籍翰林彭定求等十人参修,历时两年(1703-1705),且勿论抄胥及奔走司事者,即以参修之十人计,折合于一人之身就得耗时二十年。而且,汇集唐诗者前有明胡震亨《唐音统签》,吴王官《唐诗纪》,清初季振宜《唐诗》等打下基础,?求已相当全备,搜集材料上费力甚省。《全唐文》的编纂则更兴师动众,嘉庆间由董诰任总裁,参修者近百人,历时六年(1808-1814),亦不论抄胥及奔走司事之人,百人六年,折成一人便费时六百年。当然,这种用模糊数学匡算的方法很不科学,但由此可以说明这类总集工程的艰巨程度。

再以文体的分类鉴别来说,诗有一定的韵律和句式,不论五言七言或杂言,正如鲁迅的调侃话,只须用尺子量一量长短就可决定。编纂者只费搜求编次之力,诗不会和别的文体混同。文也只要分文章的式类,只须按传统的文章标准,剔去其为正统文学观所不取的“小说艳词”等不“雅训”的篇章即可;这种正统的文章标准当时的文人烂熟于心,无人不会。虽然,《全唐文》凡例中说明“唐人说部”“猥琐”“诞妄”,因“关风化”,一律从删,但夹杂在韩、柳高文中的若干篇分明是小说体的文字也不免羼入;至于后来陆心源所辑的《唐文拾遗》,则更收进了如沈既济的《枕中记》那样百分之百的传奇文,于正统文章的标准说,是很不纯的了。

用上述的事例一比,李时人以独自一人之力,只在后期有少数门人作技术性的协助,孤军奋战,竟能编纂出125卷《全唐五代小说》的巨帙总集来,其魄力和毅力真堪惊叹。他孜孜石乞石乞,耐寂寞,甘坐冷板凳的成果,真堪称“十年辛苦不寻常”了。

对我来说,这艰苦工程的完成,兑现了我数十年自己无力完成的夙愿,对李时人的辛劳更有无限的感激之情。

五十年代初我在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古代小说时,受鲁迅“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论断的启发,开始关心唐人传奇,以后愈来愈认识到唐人小说已具备了现代概念的小说体制,是中国小说史的辉煌的第一页。唐代以前的各种叙事体文学只是自在的而非自为的小说雏型,唐传奇出现前的历史只是“小说前史”。从宋明以下的小说现象考察,莫不发脉于唐人小说,意象和形象都蒙受唐人小说的影响,于是很有志于汇集唐代文人传奇和敦煌俗讲的叙事文,加以疏解发明,效鲁迅《唐宋传奇集》之例,专注唐人小说而扩大其?求,尚不敢企及“全唐”。数年中曾披览《太平广记》、《顾氏文房小说》、《说郛》、《唐人说荟》乃至道藏、僧传,颇费了一些心力。可惜不久即遭到一系列的无妄之灾,如刘禹锡诗所谓“二十三年弃置身”,研究学问的条件被剥夺,积储的一些书籍材料,也于“文革”中悉数丧失,只留下一个渺茫的永难偿愿的遗憾。

八十年代“出土”后,曾多次和几位同道谈起此事,即使赞同的人也觉得工程浩大,只能求之于研究单位来完成,只有李时人最为热心,完全赞同我的想法,愿意倾全力来共同编纂这部总集。我很欣赏他的勇气,但自己上了年纪,精力日渐衰微,杂务又多,只能做点赞助鼓吹的事情了。当时李时人任教于徐州师范学院,曾多次函商此事,我一面鼓励他,一面也总觉得兹事体大,没有把握。不料1987年冬,他竟说即将启动此事,由我函约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编室负责的林东海,一同到徐州研究其计划的可行性,这时方深信李时人的决心已定。当时虽商定了编纂规画,但心底里仍凛于工程的浩大,头绪过于纷繁,耽心他孤军奋战,是否真能承担得起。

不久,李时人调到上海师范大学任教,同处一地,磋商的机会更多,他的决心和毅力也更感动了我。我知道他夜以继日,无论寒暑,每天工作到深夜,将业余的时光全部投入。从徐州规画起至今,荏苒十载,终于编成了全帙共二百四十余万字,几乎与五百卷《太平广记》的字数相土孚的《全唐五代小说》。其中的甘苦,恐怕也只有我能略知。

我不禁要将这部总集和《太平广记》相衡比,《太平广记》由李日方领衔编纂,书成后进呈署名者就有徐铉、吴淑等十人,其他抄胥佐吏不计其数;所收凡前代传奇、志怪、杂俎之文,无须费心鉴别,即可拣入。觅取文本有兰台秘府之便,奉敕修书又有优厚的条件;而李时人既须辛勤搜罗材料,在文体的别择上更十分棘手,需要检阅的书籍当倍于前贤。除了鲁迅、汪辟疆等所选辑的篇目之外,大多数作品以现代小说的体制衡之,常在疑似之间,取舍极费斟酌。在别择上所花的工夫远比《太平广记》为大,也比寻求资料为难。开头他和我商量的结果,都主张宁阙毋滥,将小说艺术因素不甚彰著的篇目一律摒落;但一以小说与一般叙事性谈片的界限毕竟交错难分;一以考虑到使用者检索的方便和某些作家原已成集的作品不宜遽分等诸种原因,只能稍作妥协,适当从宽;正编之外又设外编,亦系从这一考虑着眼。这样的别择法是否允当,可能人言言殊,但已将唐五代的小说包举在内,稍有畸出畸入,目前也只能做到如此了。

唐人小说中许多篇目的作者和文本,历来研究者向多异辞,流传过程中又有大量人为的讹误,或被后人增窜。或抄刻失误,或残漏不完,情况极其复杂。历代学者特别是近世的小说研究者虽多有考索匡正,但亦仅及各家各篇,有些考辨也未必是定论,编纂时在这些方面也颇费精力。除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可资利用外,有些要全靠从头摸索起。李时人在编订时叙述作者行实,作品流传沿革以及文字的校勘上也下了功夫,有时正如他向我诉苦时所说,“搞得晕头转向”。他的一番辛苦却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不少方便。许多工夫都是前人编纂总集时所不做或不须全做的,应该说是今人胜过前人之外。

不少学者常说诗与传奇是唐代文学的两大奇葩,而不属于美文范畴的表章笺奏之类的应用文章不与焉。《全唐文》中大多数作品不属于美文,《全唐五代小说》的成书实能弥补诗以外的一代文学成果未尝裒集的缺憾。可说是一桩非同寻常的文化基础工程,功德不浅。也许,以一人之力,在方法、收罗材料、别择和校订上可能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或差错,但规模已在,正如《全唐诗》、《全唐文》的有后人陆续补苴增益,后来的关心文献的学人必将能补充匡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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